小时候放羊的时候，喜欢跟着大点的人，甚至是老人，因为不只是因为安全或避免孤单、热闹一点，更重要的是分工合作以及分享，生堆火，挖个地瓜土豆烤一烤，或者围成一圈听大人的故事，这是我对于团体概念最早的记忆。
在久远的记忆里，我爬上枣树，枣树下是一大堆西红柿，父亲给各家分；社里死了一匹马，各家拿个盆分马肉；社里还有麻绳厂，麻绳最粗的有胳膊那么粗，纺的时候一道一道地拧的很长；那时候好像用和谐形容不太恰当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村子里到处是笑声和故事，经常有急性的表演，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合作社和共产。
那时候一碗饭能吃出很多故事，下午两点端上饭出去，一条街就是一个大家庭，直到碗干了才回家，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大事，显然地一条街都没有什么大事，一声哨音一起下地，一声哨音大家都回到街里。现在人很难想象一个八口之家对于父亲有多么艰难，其实错了，因为是共产，父亲的孩子大多都小，领到的粮食几乎是吃不完的，那时候大家都一样，只是过年才会迟到肉和盘子，也只有客人来了会吃到包皮面，其实吃饱是80年前生活的根本。我们村的人民公社几乎做到了这一点。
大姐、二姐和哥哥留在村子，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回到了村里，很热闹。只是大姐瘦了很多，二姐持续很多年的愁容，一时很难改变。
大姐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以及家里所有的农活，当然还养着猪；大姐的儿子结婚大姐借了很多钱，用直不起腰来描述有点过分，只能用消瘦这样描述我的大姐，婚宴的排场显然和大姐的实力不成正比；大姐孤注一掷地把全部给了孩子，孩子结婚后，大姐又孤注一掷承担负债的压力。
我以为：借钱搭人情还伤和气，可以考虑在银行贷款，其实农村联社几乎和旧社会剥削差不多，较城市的高利贷利息还要高；农村信用联社打着国家扶持农村的幌子是多么的高明。养50头猪，一年下来，还不如打工，从信用社贷1万块，一年就要给接近1500块的利息和费用。党组织是不是就该事情，做一个农村调查。
我几乎要为我村60年生人，鸣不平；儿时营养不良遭饥荒，少年带着红袖章干革命；长大了革命时期的文化底子只能打工；妇女时被奴役的销售和挂满愁容；我看到大街和二姐的脸几乎是被压迫到窒息的状态；90年左右的农村孩子，冬天不穿棉衣，夏天不穿裤子，被城市化到不知道天寒苦辣。缺乏那种知冷知热的斗志。
我如此描述90年的农村孩子，有点不公平；较90年左右的城市孩子的确不在一个层面，我或者要为农村孩子叫屈。这些已经超越了我的思想观念和手指的键盘。在我国迈开城市化的步伐同时，基础建设和实业工厂或者应该同时跟进；应该逐步完善乡镇企业城市化管理，完成农民工的城市化，逐步取消农民工向城市工人的转变；
解放初期到80年代，农村到城市支援建设，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城市化的人口；以90年起步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或更长时间，或需要逐步形成和完善农民工城市化的程序管理标准。
父亲从大连回平遥前我跟他提到小时候放羊的事情，有个年龄最大的我们喜欢听他的故事，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参加过实际战斗的八路，这个八路是炮兵，他反复讲他如何向鬼子放炮；父亲说他的部队证丢了，他跑到军区找到他的战友首长，一句话就办了八路证，每个月可以领到抚恤金。
我知道30年前跟他放羊的时讲的八路故事是真的，父亲说已经去世多年了，现在算来是我表弟媳妇的爷爷，是个南方人，我说村里应给给他立个老八路的碑。
所谓革命者如此，他那战斗故事说给他放羊同事晚辈听，他就像千千万万个先辈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伟大和传奇，置于社稷是平凡一民。
2009.5.7
